近期，我国北方遭遇“酷热烤”，南方则在经历“暴力梅”。“南涝北旱、旱涝并发”，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全力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从年初时的寒潮、冻雨、龙卷风，到入夏后的大暴雨、重度干旱，极端天气频发，波及国内多地。
“水深火热”的情景，真切强烈的冲击，极大拉升了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我们的气候正在崩溃，迹象从未如此清晰。”
近些年，在全球变暖以及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事件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气象灾害，正愈加变成“年年遇”。
2020年欧洲遭遇世纪暴风雨损失惨重；2021年美国西部遭遇“120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危机；2022年澳大利亚一些地区遭遇“500年一遇”的洪水；2023年北京遭遇“140年以来”最强暴雨……
气候变化模拟预估显示，至少到本世纪中期，全球地表温度将继续上升，由此引起的极端高温、强降水、台风等极端天气将越来越频繁。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直言，未来十年，全球首要风险不是武装冲突，不是社会分化，而是极端天气事件。而中国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更要做好对极端气候的预防、应对。
“极端”往往意味着达到甚至超过已知的极限标准。频发的极端天气及伴随而来的自然灾害，也愈发成为社会治理中一个重要的风险点。
理论上，灾害风险是灾害天气强度、社会经济暴露度和防灾减灾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极端天气的频率、强度正明显呈一条上扬曲线，经济社会发展又必然增加暴露度，那么想降低灾害性，就得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意识与能力。
就实践而言，既要及时转变心态，了解极端天气的趋势以及灾害特点，树立必要的危机意识；也要重新审视每个场景的防灾减灾建设，让制度建设、政策指引、工程设施、应对细则等等都能适应新的气候变化，强化底线思维。
恰如有气候专家所指出的，现在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普遍是根据过去几十年的气象和灾害数据来做，但未来气候的变化不会是线性的，还应基于气候模型做未来风险预估。
按照“黑天鹅”之父纳西·姆塔勒布的说法，极端事件高发不仅带来损失，也会提升经济系统内在的“反脆弱”。可以说，极端天气频发考验着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防灾救灾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也在检验着系统的薄弱环节和短板所在。
比如，为减少频发的旱灾、水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些地区也开始因地制宜发展气候韧性农业，或培育气候适应性强的新品种，或加强雨水集蓄和调水工程建设，或对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和完善农田排灌系统等等。
比如，随着极端天气频频导致城市内涝，提升城市韧性、建设海绵城市等思考与行动也越来越多，气候可行性在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系统、重点工程建设、设防标准更新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天灾虽难料，但平时的工作若能做足，有过硬的基础设施打底，加以充分的应急预警和高效行动，就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除了被动适应之外，主动减缓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在全球气候变化挑战面前，没有谁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但当前国际气候治理合作形势不容乐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立场存在分歧，形成共识仍面临诸多挑战。更不乏一些国家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热衷于玩相互指责的游戏，严重干扰全球气候治理。
过去这些年，经过全人类的努力，很多人认为碳排放量应该已经降下来了，但实际依然处于峰值。据气候专家判断，有联合国等多边合作平台的存在，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快速进步，如果坚决采取行动，仍有可能实现2030年前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0年至少降低一半的目标。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一致，行动再行动。
2024年是否会打破去年的各项气候数据纪录？未来，全球气温会不会越来越高……当下，有关气候变化的种种问题正萦绕在许多人心头。气候变化虽有着极其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但只要积极行动起来，困惑就会少一些，风险就会小一些，一个更好的明天就值得期待。
